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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伯苓:教育“在于造成完全人格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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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895年,中日甲午之战爆发,北洋水师一败涂地,几乎全军覆没。两年后,中国威海卫军港上空,日本太阳旗降落,中国黄龙旗升起,接着黄龙旗降落,英国米字旗升起。一位19岁的水兵目睹这接收和转让仪式,喟叹道:“我在那里亲眼目睹两日之间三次易帜,取下太阳旗,挂起黄龙旗;第二次,我又看见取下黄龙旗,挂起米字旗。当时说不出的悲愤交集,乃深深觉得,我国欲在现代世界求生存,全靠新式教育,创造一代新人。我乃决计献身于教育救国事业。”(胡适《教育家张伯苓》)这位年轻人从此走上教育之路,用一生的心血先后创办了南开中学、南开大学、南开女中、南开小学和重庆南开中学,“以造就新人才”。他,就是被誉为“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位创造者”张伯苓先生。
  南开校训是“允公允能,日新月异”。张伯苓解释说:“‘公’的意思,就是为公众,摒除自私自利。‘能’的意思,就是对于身体的锻炼与知识的培植。”该校训大致涵盖了张伯苓所倡导的“三育”(德育、智育、体育)的内容,如用他的另一句话加以概括,即教育“在于造成完全人格”。
  造就“允公允能”的人才
  由于丧权辱国的现实,晚清一代的教育家,个个怀抱教育救国的理想,然而,也许当年威海卫升降旗一幕的刺激太深刻了,张伯苓心中的救国梦比其他教育家都更加强烈与执着。
  张伯苓曾经认为,中国的积弱积贫,根源在于“个人没有能力,所以一切不能与外人并驾齐驱”(《今后南开的使命》),后来他发现,“中国至深之病”,不是个人能力不足,而在中国人的自私心太重,“向公家添煤添油的人太少,揩油的人太多”,人各为己,缺乏合作精神,所以“人民虽众,只是一盘散沙”,毫无力量。因此,张伯苓在1918年提出,必须及早对少年的“团结力”给予切实的训练和培育。他对南开的家长们说:孩子到学校不仅为了念书,而是“当学生活之方,当学共同生活”。1929年,张伯苓到美国进行社会考察,对中国的“贫与弱”有了进一步的认识,归国后在《中国的富强之路》演讲中,他再次强调:“中国人既是弱,但是能联合还好,可是还是四分五裂、自私自利,合作的精神丝毫没有。这是中国人的大病,治这种病必须在学校做起,我们要练习团结,练习合作。”
  诚然,只有“公”的精神,是远远不够的,它充其量停留在口头上,无法付诸实践,因此还需要具备各种实际的“能”力。“公”是德性方面的修养,“能”是知性方面的修养,两者相兼相济,缺一不可。
  为达成“公能”的教育,张伯苓对学生采取五项训练方针:重视体育,提倡科学,团队组织(包括组织学术研究、讲演、出版、新剧、音乐研究会、体育竞赛、学生社团等),道德训练,培养救国力量。其中,在我看来,最值得肯定的是体育竞赛和新剧。
  对于体育,张伯苓可谓不遗余力地加以支持。在《基督教与爱国》演讲中,张伯苓自述当年在北洋水师学校期间,在刘公岛见过两个士兵,一英国人,一中国人,英兵身体魁梧,穿戴严整,中国兵则衣着破烂,面色憔悴,两肩高耸。这鲜明的对照,让张伯苓深感羞耻又痛心。后来又在1932年的奥运会期间看到,欧美各国体育固然不必说,连日本小国也跃跃欲试,有信心夺得几枚金牌,相比之下,中国最有把握的项目——足球——竟连报名资格都没有。为此,自建校起,张伯苓特别重视体育一项,且做得卓有成效。
  张伯苓对体育还有独到的见解。他认为学校体育不仅在于技术之专长,更重在“体德之兼进,体与育并重”,弘扬体育道德和运动精神。又认为体育运动不应局限于竞赛,也不是少部分人的自娱自乐,而是要当作“日常生活的一种习惯,常常练习”,“普遍于全社会,使它有社会性”。
  新剧是南开美育教育和人格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虽然张伯苓提出的“三育”(德智体)中没有包括美育,但在办学实践中,却十分关注。1916年,他在《舞台、学校和世界》演讲中就提到:“世界者,舞台之大者也。其间之君子、小人,与夫庸愚、英杰,即其剧中之角色也。欲为其优者、良者,须有预备。学校者,其预备也。……诸生可为新剧中之角色,且可为学校中、世界中之角色矣。”可见,张伯苓是用新剧来为学生将来走向社会、扮演不同角色做准备的。在张伯苓和他胞弟张彭春的推动下,南开的新剧活动在民国众多学校中独树一帜,成绩显著。曹禺的成功便是其中一例。
  此外,在对学生实施道德教育的方法上,张伯苓强调教师的人格感化作用。他在一次教师会餐讲话时说:“任教者当注重人格感化。人格感化之功效,较课堂讲授之力,相去不可以道里计。”话虽简短,却说出了教育的真谛。从民国时期南开那一批名师和众多杰出的学生身上,我们触摸到了这种人格感化的力量。
  养成具有“自动力”的人
  张伯苓很早就注意培养学生的“自动”意识和能力。1916年1月,他在一次例行的修身讲演中提出了南开学校教育的宗旨:“造就将来通力合作、互相扶持,成为活泼勤奋、自治治人之一般人才。”在一次跟外校参观人员交流时,他打比方说,幼儿园的小朋友唱歌时往往要配合手足动作,而老师不过略一指点而已,聪明的小朋友立能领悟,懂得模仿。因此,学校的教学与管理,“惟在引导学生之自动力而已”——老师倡导,高年级学生做榜样,新学生仿效,并不需要老师对学生一个个加以耳提面命。
  学校还通过其他“不言之教”的途径,让学生达到“自动自觉”的目的。
  其一,悬挂镜箴。受社会风气影响,当时学生普遍精神颓废,个人习惯差,为了矫正此不良现象,学校严厉禁止饮酒、赌博、冶游、吸烟等行为,一旦违犯,即令退学。此外,学校在校门一侧,悬挂一面大镜子,镜旁有“镜箴”,写着:“面必净,发必理,衣必整,钮必结;头容正,肩容平,胸容宽,背容直。气象勿傲勿暴勿怠,颜色宜和宜静宜庄。”学生每日进出校门,抬头看到这容止格言,就知道有所儆戒,久而久之,内化为自己的言行举止。
  其二,发明“立志改过签”。南开学校里,学生触犯校规,最早是给予“悬牌记过”处理。后来觉得这种公布学生姓名的做法欠妥,就改为把犯规学生的姓名仅公布于学校预备室里。再后来,发现这种单纯记过的办法,除了惩罚,并没有给犯规学生自新改悔的机会,于是,在1916年又放弃“记过法”,改为“改过法”。具体是:凡学生犯过,先由管理员批评教育,如有认错并立志痛改的,就发给他一根竹签,叫“立志改过签”,让犯过学生随身携带,坐卧不离,用来提醒鞭策自己。等学生确实改过了,就收回竹签。张伯苓以为,学校对于犯过的学生,不能像警察对待盗贼,而要像医生对待病人,应该采用新的疗法,最终达到治病救人的效果。张伯苓这种让犯错学生带签改过自新、直至“身边虽无竹签,愿各置一竹签于脑中,力改前过”的做法,就是要使学生真正做到“自动自觉”。这是一种“自我教育”的方式。
  学校有了这教育宗旨以及一系列的具体措施,学生虽众多,但在张伯苓眼里,教学和管理并不难。不仅如此,1929年左右,各地学校风潮不断,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也发生过两次,但两次风潮全是学生自己引起,随即学生觉察出自己行为的错误,立刻给予补救改正。学生这种自我发动又自我反省和修复的行为,张伯苓不无得意地称之为“自觉自治精神”。
  遗憾的是,近百年过去了,今天的大学,尤其中小学,学校的教学和管理依然是保姆型的,除了过度的爱护,便是过严的控制。如此教育,离张伯苓提倡的“自动力”,不能不说有些远了。
  培育放眼世界的新人
  张伯苓每次外出考察或募捐后回校,总把一些见闻和感想在修身班或其他场合跟师生们交流。作为一校之长,他本身就是一个真正具有世界眼光的人。他希望南开的学子们也同样成为开放的人,“抬起头来观察世界大势,低下头去脚踏实地地工作”(《提倡课外学术观摩活动》)。
  在《今后南开的新使命》文中,张伯苓写道:“为实现教育救国的目的,一方面要使人民具有组织的能力、合作的精神,一方面要使人民有政治常识,了然于世界大势,对于各种关系本国切身利害问题,尤当实地研究。”他把后者视为“南开重大的使命”。
  张伯苓认为,学生的最大缺点是除获取书本知识外,不了解社会真正情况,因此一旦进入社会,便感到与社会隔阂,束手无策。而要解决这弊端,最合适的办法就是让学生直接跟社会接近,即开展多样化的课外活动。1926年暑假后学校成立了以调查社会为主的新组织。该调查组织分大学部、高中部、初中部三部分进行,各部分侧重点不同:大学部由各科教授领导学生调查各问题,具体方案由调查委员会决定;高中部注重调查各种社会制度及机关(比如法院、商行、工厂等);初中部则重在视察自然界现象。
  这个新组织“以调查或视察天津各界问题为其总纲目”,开展广泛的社会调查。当时,南开学生“到天津市各大银行实习,调查津埠商业贸易,主修农业经济的到河北省定县,参加晏阳初创办的平民教育工作”(梁吉生:《允公允能 日新月异——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》)。此外,学校还成立东北研究会、天津研究会、科学研究会等。这些研究会不是闭门造车,而是“以大自然为教室,以全社会为教本,利用活的材料,来充实学生之知识,扩大学生的眼界”(《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》),研究会的工作在当时取得了相当的成绩。
  在开展第二课堂的活动中,学校还随时引进时事话题,供学生演讲和辩论。比如,在抗战期间,学生们辩论的话题有:“战争促进抑或毁灭文化”“世界持久和平能否实现”“第二次世界大战谁胜”甚至在珍珠港爆发前夕,还讨论了“美国是否应该参战”这些极其接地气的话题,打通了学生与社会的阻隔,培养了他们放眼看世界的意识。
  张伯苓始终坚信,改革国家,必先改革个人;改革个人,唯一办法在于教育。但教育的范围又绝不能局限在书本教育、知识教育,应特别注重人格教育、道德教育,以期“造成德育、智育、体育完全发达,而能自治治人,通力合作之一般人才”。今天,我们重温先生这些教育话语,依然感到如此鲜活,又富有力量。
  (作者单位:福建省漳州市东山一中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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